独角人
今年冬天，也就在前阵子某天下午，我闲来无事，一时兴起，随手从研究室的书架取下一本书，翻开夹着一张压扁的面纸（显然先前用来充当书签）的那页，读了起来。才读几句，就被敲门声打断。那几句看起来挺有意思的，我依依不舍合上书、夹住面纸书签，放回架上。翌晨我又把书拿下来，打算从昨天中断处继续往下读，却发现书签已不在原先那一页。我翻书寻找，结果原先那几个句子竟在书签位置的30页之前。如果不是我自己无意间移动了书签，就是前一夜我不在时有人来读过这本书；我想前者是比较可能的解释，虽然似乎仍有点怪——我居然会没注意到自己把书签往后挪了30页。当天下午，我对薛芙医师提起这件事，当时我在她位于中央公园西的小诊疗室，躺在猩红长沙发上。她一如往常，沉默听我说完故事。我问她这是否可能是parapraxis——弗洛伊德用此语统称一时想不起来、说溜嘴等日常生活中常发生的轻微压抑。“也许是我没察觉到自己移动了书签。”“你认为是这样吗?”薛芙医师问。 “我不知道。如果是，我想，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会这么做?”薛芙医师没说话。“你想会不会是我故意不让自己看到那些字词，因为它们在某方面令我不安?”“你认为是这样吗?”“我想是有这个可能……”我们如此这般继续讲了一会儿，但这话题似乎没什么进展，后来便谈到其他不相关的事情。
我下一次进研究室时，书签移动之谜已经引不起我的兴趣了。
几天后，校内邮件转来了研究室的电话费账单。通话记录上几乎每一通都是打到我自己在纽约的住处，但一眼瞥去却恰好注意到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正纳闷自己打那个号码找谁，接着又看见通话时间是凌晨两点——我从不曾在那个时间待在研究室。
想到可能有陌生人进出我的办公室、半夜跑到这里打电话，我有点不安。我没有什么要隐藏的东西，但被入侵的感觉使这个铺着地毯、摆放金属书桌和柜子的乏味空间一时显得陌生，仿佛瞒着我什么事。
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架上这些书是谁的，柜子里那些档案是谁的，甚至房间一侧那两张笨重书桌上罩着塑料套的电脑是谁的。校方分配的研究室里总是有这类东西——书本、档案、信件、座谈邀请函、页边卷起的《纽约客》旧漫画，常常还有一双手套、一把雨伞……前任房客的残渣，经过时间和灰尘的过滤，与任何活生生存在的人都已无关联。 我看着桌上的电话费账单，忽然想到这个不速之客一定有钥匙（我离开研究室时会锁门），或许是某个前任房客。
话说回来，也许我真的跟某人共用这间研究室，合法且正式共用，对方是跟我上班日不同的同事。也许只是没人想到要告诉我一声而已。
去吃午餐之前，我尽可能以不经意的口吻问实习生安珀，除了我以外有没有别人使用106室。 她看着我，仿佛预料我会接着解释何以有此一问，但我没多说，只问她知不知道在我之前使用那间研究室的是谁。
“知道。是芭芭拉。”
“芭芭拉?” “芭芭拉?海勒曼。为什么问?”
“我……我想她好像有东西忘在办公室。”我不太想提起书签和电话号码的事。
安珀用奇怪的表情看我一眼。
“唔——也许。我是说……你知道她的事吧?” “不知道，怎么了?”“她死了。”“哦!” 我本想再问下去，却感觉老毛病即将发作的警讯袭来。自从秋季开始这份工作以来，这毛病就时时困扰我：我很容易脸红，时机难以预料，格外令人尴尬。一如失眠，这问题形成恶性循环。怕脸红使我永远处在随时会脸红的状态，念头只要稍稍转错方向，不管自觉与否，血管的闸门都会随之打开。脸红开始的前一刻，我会感觉心里微微打个突，接着无能为力又清楚明白一波火辣辣的猩红浪潮就要从脖子涌上下巴、双颊，一路直烧至前额。要不是我脸上的毛发色浅稀疏，我一定会留胡子遮掩。
